專欄

「訊息公開是非常重要！這訴求需要依據，我們團隊就一直在找依據。」簡單而平淡的一句話，道出零廢棄聯盟秘書長田倩，多年來匍匐推動垃圾焚燒資訊公開的工作樣貌。三十出頭的年紀，說話的聲調仍帶著女孩的活力，厚厚的鏡片下透出堅毅的眼神。過去這些年走來，她儼然是中國垃圾焚燒環境資訊公開的重要推手。田倩大學畢業於以「生態立校」的北京林業大學、浸潤在基本環境科學的訓練中，隨後進入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研究生態學，喜歡大自然的她，選擇生態學研究所、夢想自己以後可以天天到處出野外、採標本，沒想到卻鎮日坐在研究室裡，研究土壤裡的微生物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田倩開始困惑，純粹的學術研究能否對環境議題產生作用？加上從大學起，她就常接觸自然之友等大型環保組織、在校內也參與環保社團，這樣的養成背景，使得她碩士畢業後決定尋找環保NGO的工作。田倩全職投入的蕪湖生態中心，在當時才剛起步，而「組織要生存得先有項目」，所以就開始關

鄭秀娟是台灣社區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校長。從一位環保運動尖兵，轉換跑道到社區大學，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一顆對環境熱愛、對萬物憐憫的暖心。「管什麼鳥事？」守住一方濕地  從旁觀者成為實踐者在最具正義感的高中時代，鄭秀娟深受當時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衝擊。大學時期參與校內學運社團，參加過野百合學運，更看到了因環境變遷而受苦受害卻無助的農民，對弱勢者處境的正義感，油然而生。畢業後先當記者，專跑社運團體新聞，經過兩到三年的耳濡目染後，她不能忍受自己總是旁觀的第三者，毅然投身「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對抗財團的濱南工業區開發案。以保護黑面琵鷺為訴求，阻擋了七股地區的環境浩劫。起初，她以為「人都快活不下去了，還去管什麼鳥事？」但後來意識到，黑面琵鷺是環保的神主牌，受到國際環保組織的關注與保護，藉由黑面琵鷺，七股地區的環境保護就可以在國際壓力下獲得支持。從環團到社大  換個跑道繼續往前奔20多歲出社會從事環境議題工

醫學博士、物理博士、文學博士時有耳聞，但你聽過「垃圾博士」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在4月份邀請中國廢棄物專家來台交流，其中一位就是有「垃圾博士」之稱的環境史專家毛達。毛達是「零廢棄聯盟」發起人，廢棄物議題是他的關懷重心，從他2003年進入澳洲阿德雷德大學就讀環境管理碩士至今，接觸廢棄物議題領域已有十五年。大學時，毛達就讀的是工商管理，但課堂所學令他索然無味，真正吸引他的是人文社科。大量的課外閱讀，讓他將興趣重心漸漸轉向社會議題，2003年，他決定前往澳洲就讀環境管理碩士，當時毛達的碩士論文，以當地高校的廢棄物處理為主題，從此與垃圾結下不解之緣。在澳洲，當地NGO蓬勃發展，也是常態職業選擇之一，毛達受到啟蒙，開始思考畢業回國後，以NGO作為職業選項的可能性。當時中國NGO的氛圍還不強，但毛達依然陸續接觸了幾個知名度較高的大型組織，如綠色和平、自然之友等，隨後正式進入以廢棄物為主要項目的組織「北京

採訪當天天氣清朗，轉進漫著古香的迪化街，還摸不著到繭裹子辦公室的路，鑽進繭裹輕衫大稻埕店問路，卻離題地在店裡逛了起來。「出店門左轉會看到一個車庫，車庫旁邊的門推開走上二樓就是了。」到達辦公室，創辦人楊士翔（Vinka）和蔡宜穎（Liz）緩緩從工作裡抽出身來，一起走進辦公室的邊間，牆上貼著的是4月底舉行的「時尚革命」圖稿，Vinka遞來一杯公平貿易咖啡，準備開始接受採訪。關於環保這門生意    起源於「當初覺得好玩」說到繭裹子公平貿易的發芽與開枝散葉，就得回到Vinka和Liz兩人2009年在上海參加的那場環保設計展。上海這座國際大城，匯聚了各種國籍的人和各種生活方式，他們把環保習慣帶到上海，也帶進了Vinka和Liz的生命。「當時工作的建築師事務所老闆也鼓勵辦公室盡量不開燈、走樓梯、捐款給公益團體這些事情，所以並不覺得環保有想像中那麼困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基於對手作的興趣，兩人在上

4月下旬，走訪台灣「廢棄物」主題之行的中國環保工作者，進入台南市區，從力行減塑的正興街區回到大學路18巷底民宿。一行人難掩疲憊，拖著行李爬上磨石子樓梯，來自北京環保團體《自然大學》的陳立雯是其中一員。房間吹進夜涼，談著與垃圾分類奮鬥的一路點滴，陳立雯依然抖擻，目光炯炯。在網站搜尋欄鍵入「陳立雯」，跑出來的是「『海歸女碩士』下鄉做垃圾分類」，來自華北平原河北滄州農村、八零後的陳立雯如何走上與垃圾互依互存的路呢？「每個人的成長都經歷一些潛移默化，自己都說不明白的機遇。」陳立雯對農村有很深的眷念，1980年代初農村的自然、純樸帶給她很深的影響，看著農村的垃圾問題日益嚴重卻無解，她心有不甘。「當時我深深被感動了，其實已經忘了是哪句話，但還得當時激動的感覺。」回想起2006年某天，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廖曉義分享自己的公益環保之路，那時還是研究生的陳立雯開始對「NPO」、

前言：「爲什麽要保護自然、我們又要如何保護自然？」也許是很多人有過的疑問，就連從事自然保護工作的人，也可能會在心中不斷拉扯、辯證。從1980年代就在秦嶺一帶投入貓熊研究、後來成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中國科學家呂植，先是不滿足於學術研究所處的位置，希望所學能實際改變野生動物的處境。在秦嶺研究貓熊期間，呂植見證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改革開放後，失序的森林砍伐對貓熊生存形成威脅，便開始思索有何可行的解決之道。於是她努力奔走於伐木工、林業單位之間折衝協調，串聯學術與民間聲量，遊說林業單位減少伐林或轉業。有幸獲得成果後，她把心思轉向轉向「人」，在試圖回答這些疑惑的過程，呂植走出了不同的經驗，包括如何把支撐人類生計的力量和保育力量結合、納入市場機制讓盈利支撐保育行動，讓社區獲得更高的主體性等。她反思，即便現今對貓熊投入的關注和保護資源，或許以單一物種來說是最多的，仍然無法說貓熊族群的未來是安全的。保育的問題

前言：野生動物保育常與在地農牧行為發生利益衝突，例如台灣的獼猴、石虎；而在中國，貓熊、雪豹等族群也面臨類似的課題。經歷過秦嶺地區的貓熊研究與保育推動經驗，1990年代中期，呂植開始深入青藏高原關注雪豹保育。這段經歷讓她對野生動物保育如何與人類行為共存，有不一樣的想法。呂植現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也是「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辦人。她致力於高原地區人與野生動物衝突、瀕危物種保護等多項研究，2017年10月底應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之邀來台分享經驗。呂植在青藏高原的三段故事，第一段從藏族信仰說起，談這裡獨特的保育經歷。第二段以衝突為起點，如何從中尋得共存的智慧。第三段講的是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最後卻導致生態與文化的失衡。筆者為這些高山上的故事深深著迷，經呂植同意後，整理其演講內容並維持原意刊出。宗教、雪豹與社區生物監測當我們說熊貓、說雪豹的時候，最終是在說人。雪豹沒有問題，熊貓沒有問題，是人的行為使

十月清晨一場大雨，為入秋的台北帶來微涼氣息。來到台灣的奚志農很高興地打開窗戶，讓自然的風進入這個人氣滿滿的分享會場上。他帶來珍貴的照片與紀錄片，故事就從最愛的雲南故鄉開始......奚志農出生在雲南大理，一個離大自然很近，夜晚聽得見狼嚎的地方。他形容：「天是藍的、水是青的、童年的奚志農認為世界就應該是這樣子。」離開雲南後，世界不一樣了。奚志農在片場當起攝影助理的助理，但影像裡的鳥並不自由，牠們被人們抓住、被栓在樹上，讓攝影師有足夠的時間捕抓住飛翔的畫面。深入雲南西北獨龍江長達三個月的拍攝改變這個夢想。奚志農看不到大型野生動物，取而代之的是被彈弓與弩弓瞄準的的白鶺鴒，鈴牛的頭骨、赤斑羚的毛皮與戴帽葉猴的頭骨。1992年，奚志農開始拍攝滇金絲猴。在重重山林間，猴子躍身而過，攝影師卻要背著重裝備在4000米的高山間啞口間翻越等待。三年後，紀錄片「追尋滇金絲猴」發表，人們開始關注到這個瀕危程度與大

誰說有心保護環境、參與公共事務就只能等到長大？有許多的年輕人在仍然在學時，就已經開始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盡力付出，在今年初獲得保德信青年志工獎的行列當中就能發現許多這樣的故事。而當中也有不少青年有志於守護環境，並且付諸行動：有些是參與動保活動，有些是維護山林海洋的環境，有的則是盡力喚起地方社區對環境的意識......。一起來看看這些青少年都做了些甚麼！黃繻霈：深入柬埔寨，點亮太陽能燈翻轉330個家庭從小媽媽常帶著繻霈和姐姐，整理二手衣物、書籍和文具，捐贈給需要的人，教導她「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持之以恆才能看到改變」，而繻霈使用壓歲錢助養海外孩童，已是家扶中心10年國外兒童認養人的成員。 繻霈參與柬埔寨的國際志工服務，發現許多地方過著沒水沒電的生活，入夜後家庭生產力與孩子的學習都被迫中止。回國後看到美國社會企業運用太陽能與LED科技，設計出可攜帶、能源效率高、且為窮人可負擔的照明設備，因此受到啟

在一個大雨的下午，初見邵廣昭老師。與邵老師相約在他中研院的研究室碰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內部結構讓人直覺那太像是醫院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實驗室分居兩側，少有人聲，但有機械聲響作為背景音。邵廣昭老師早就在研究室等待受訪，他上半身著短袖polo衫，下身則是一件卡其色五分短褲，「唉呀，穿短褲涼快嘛。」相較起我一身濕漉漉的狼狽，短褲不但涼快，也適合在雨裡來去。知海、愛海的研究者約莫20坪的研究室，至少能容得下六到八位研究助理，然而邵老師的研究室僅有他一人獨在，「助理都到海洋大學去了」。這樣的獨在，與他在永續海洋議題上相同，作為一名站在社會第一線的學者，20多年前他就在推動海洋保護區與魚類資料庫的建制，其他的研究人員或忙期刊發表，或忙升等，他當然也忙這些要務，但除此之外，有很多時間是花在演講和寫文章上頭的。目前聯合國大會正預計修改海洋法公約。以往公約內容多是強調污染的防治、取締、管理，「都沒有人在

「容易知足的人不要來NGO工作…」兩小時的侃侃而談進入尾聲，抱著腿坐在椅子上，小古突然喃喃道出這句話。用一輩子讓大家知道這片土地的美好和悲劇現任環境資訊中心多媒體組組長的古國廷，大家喊他小古。在環資的歲月將滿五年，當初因為學長一句「環資好像很操，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當兵前在環資當了兩個月志工，退伍第二天就來資訊中心報到。這是小古的第一份工作。看似義無反顧的人生歷程，曾經並不是這麼理所當然。大學唸地球與環境科學、碩班讀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小古早期卻致力於蹺課、也不打算關心環境。直到在美國打工的經驗啟發他對台灣文化的好奇。身邊的外國朋友想了解台灣，當時崇洋的小古這才發現，關於台灣，他只講得出教科書上的生硬介紹。回台開學之後，碰上這位老師要求訂閱環境資訊電子報，那位老師邀請環境運動人士來課堂演講。國光石化、灣寶、李根政、詹順貴…...這些抗爭、這些人名逐漸變得清晰有感，「那時候才知道，有那麼多人

周東漢先生，一位從大學時代就奉獻於環保運動的好朋友，4月11日安詳的在睡夢中離開了這世間。生前，他和家人決定將肉身火化，以樹葬回歸到他畢生守護徜徉的大地。東漢在環保團體的最後一份志業，是擔任地球公民基金會台北辦公室主任，負責在國會中倡議和影響環境政策，並代表本會出席和參與各種公共政策。做為一位資深的環境運動者，從大學時期，東漢就參與東吳異議性社團「蘇菲亞社」，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前身），接著是綠色陣線、環保聯盟，曾經擔任荒野保護協會保育部主任、祕書長等職務，守護著他所珍愛的生態環境，包括反國光石化等指標性運動。在生病的最近幾年，更參與了台灣綠色政治的推動，擔任了綠黨中評委。可以說，東漢是一位堅守二十多年，從個案到環境政策、民主政治累積豐富經驗稀有珍貴的人才，他的離世，對於台灣和環保運動者是具大的損失；而且，家中尚有父母高堂，愛妻稚兒都因而頓失支柱，於公於私，東漢的離世都令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