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另一次恨情發生在我作流亡學生的時候。那時，有位滕姓的朋友與我一塊在杭州到上海間的鐵路上跑單幫作生意，日日夜夜同甘共苦，一塊搭車，一塊吃飯，有不少次我們在車上倚背而眠。也有一次，我為了保護他而與上海西站的小流氓打架，牙齒痛了好久。後來我停止了單幫的生意，滕卻延續下去，他答應把我的錢帶到西昌去替我買銀元，但是一去就沒有消息了。那是我所有的錢，也是我四個難兄難弟朋友們所有的錢。 後來聽說滕的生意不錯，但一直也不和我見面。失望之餘，我恨透了這個人，如果碰頭，我想我會狠狠地與他爭吵。四個月後，我去了台灣，至今都無他的消息。我知道我早就不恨了，如果見面我會請他喝一杯茶。 我這兩次恨的經驗與愛無關，我愛過，但怎麼也不懂，既然愛了，怎麼會恨？又怎麼會恨到殺人而坐牢的地步？ 一個無恨的世界是不是很可愛？怎麼才能無恨呢？除非無愛，而無愛的世界卻是不堪想像的。 愛和恨分不開，上帝和魔鬼分不開，基

最近愛德門頓城的報紙上，報導了三件謀殺案，夫殺妻、妻殺夫。由愛而結婚，由不愛而離婚，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愛而成恨，由恨而謀殺，怎麼解釋呢？有一對中國湖南來的年輕夫婦，在愛城不到兩年就離婚了，女方不久就嫁給了一個開計程車的東歐來的移民。不知為什麼，有一夜，這個女人用菜刀將她丈夫殺死，一刀直刺心臟。我們大學的一位法律系教授，喝醉了酒，與妻子爭吵，他取出了手鎗，在他兩個孩子面前射殺結婚了十五年的妻子，然後駕車去鄰近一個小城逃避，但第二天就被警察逮捕。一個無業遊民，四十多歲，與一個非洲來的女人同居一年多了，他們住在政府經營的廉價公寓裏。一天，他用獵鎗把她殺死，當一位朋友來訪時，也幾乎被射傷。第二天在警察的包圍下，他自殺了。這些夫妻問的殺害，與年齡無關，與種族無關，與教育程度無關，與職業無關，但與愛和恨是可能有關的。愛與恨之間是什麼？恨源生於愛嗎？愛妻子、愛丈夫、愛自己，由之而生恨。自殺是不是恨自己的

最近愛德門頓城的報紙上，報導了三件謀殺案，夫殺妻、妻殺夫。由愛而結婚，由不愛而離婚，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愛而成恨，由恨而謀殺，怎麼解釋呢？有一對中國湖南來的年輕夫婦，在愛城不到兩年就離婚了，女方不久就嫁給了一個開計程車的東歐來的移民。不知為什麼，有一夜，這個女人用菜刀將她丈夫殺死，一刀直刺心臟。我們大學的一位法律系教授，喝醉了酒，與妻子爭吵，他取出了手鎗，在他兩個孩子面前射殺結婚了十五年的妻子，然後駕車去鄰近一個小城逃避，但第二天就被警察逮捕。一個無業遊民，四十多歲，與一個非洲來的女人同居一年多了，他們住在政府經營的廉價公寓裏。一天，他用獵鎗把她殺死，當一位朋友來訪時，也幾乎被射傷。第二天在警察的包圍下，他自殺了。這些夫妻問的殺害，與年齡無關，與種族無關，與教育程度無關，與職業無關，但與愛和恨是可能有關的。愛與恨之間是什麼？恨源生於愛嗎？愛妻子、愛丈夫、愛自己，由之而生恨。自殺是不是恨自己的

最近愛德門頓城的報紙上，報導了三件謀殺案，夫殺妻、妻殺夫。由愛而結婚，由不愛而離婚，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愛而成恨，由恨而謀殺，怎麼解釋呢？ 有一對中國湖南來的年輕夫婦，在愛城不到兩年就離婚了，女方不久就嫁給了一個開計程車的東歐來的移民。不知為什麼，有一夜，這個女人用菜刀將她丈夫殺死，一刀直刺心臟。 我們大學的一位法律系教授，喝醉了酒，與妻子爭吵，他取出了手鎗，在他兩個孩子面前射殺結婚了十五年的妻子，然後駕車去鄰近一個小城逃避，但第二天就被警察逮捕。 一個無業遊民，四十多歲，與一個非洲來的女人同居一年多了，他們住在政府經營的廉價公寓裏。一天，他用獵鎗把她殺死，當一位朋友來訪時，也幾乎被射傷。第二天在警察的包圍下，他自殺了。 這些夫妻問的殺害，與年齡無關，與種族無關，與教育程度無關，與職業無關，但與愛和恨是可能有關的。 愛與恨之間是什麼？ 恨源生於愛嗎？愛妻子、愛丈夫、愛

星期五下午六點鐘，當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我的秘書伊琳仍在忙著，我有些意外，因為大學的夏令辦公時間是八點到四點，於是我開玩笑地告訴她，我們是沒有錢給加班費的。她說她在等她的女友，今晚她們要一塊去打高爾夫球。她又告訴我她從來沒有打過高爾夫，但是想到能狠狠地猛擊那些圓圓的小球時，她就可以出一口怨氣了。因為她可以想像，那些球就是彼得的頭顱……「伊琳，不要恨，恨是一種有破壞性的感情，會傷害到妳自己。」我小心地勸她。「為什麼不恨呢？我要恨……」她的臉色轉為蒼白，她咬著下唇，這個二十四歲的瘦小的身體裏，竟有著北極冰一樣的寒冷。我不能回答她，我又站了一會兒，彼此寒暄幾句，互祝愉快的週未。離開辦公室，我的腳步沉重。七月的太陽還是很高很熱，在西北的方向，有一層層厚厚的黑雲，壓壓地向我頭上湧來。這種雲是會有大雷雨的，伊琳的高爾夫恐怕打不成了。兩週前，伊琳還告訴我她與她丈夫的生活計劃。她們才結婚兩年，充滿了遠景，

瑪利亞和奈吉爾是公證結婚，一切是他們計畫安排的。結婚的頭一天我們請了所有外地來的客人晚餐。25個人，由奈吉爾掌廚，BBQ牛排。飯後，瑪利亞特約的鋼琴家，一遍又一遍地預演。這些曲子都是她精心挑選的，每一支曲子也是婚禮進行儀式的信號：雙方父母入坐，伴郎伴娘入廳，新娘入廳等等。結婚的第二天，許多朋友又到我家來午餐、飲茶。幾位好友從佛羅里達州、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遠遠的趕了來。結婚是喜事，有朋友自遠方來也是喜事，這樣的喜事重重一生會有幾回。 婚禮準備最殷勤的事莫過於縫製女兒的禮服了。前前後後瑪利亞和她母親至少忙了一個多月。或週末或晚間，縫了再拆開，剪錯了再買料子。她們一定要十全十美，有時失望，有時喜悅，在樓下的大房間裏，桌上、沙發土、地毯上都堆滿了衣料，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有一次妻子不在家，瑪利亞一個人忙，好久聽不到聲音，我到樓下去看她，她竟然在沙發上睡熟了，手裏還拿著剪刀，臉上還綻著微笑，

在這種時候朦朦朧朧的、似醒非醒的，我不知道我是5歲還是35歲？我是父親？還是父親膝上的孩子？我的女兒們可不懂這些，也沒有興趣聽我的童年往事，她們要聽的是鬼故事，越可拍越好，怕了就有藉口不去她們房間睡覺，就有藉口堅持我抱她們到床上去，也堅持我坐在她們床邊，不要讓那個無頭的騎馬人來嚇她們，也不要讓那個專吃小孩子的巨人來打攪她們，我有時就久久地坐在那裏，有時就在暗暗的燈光下準備明天的講稿，而有時也把頭伏在女兒們的床上睡著了，醒來後腰酸背痛。 來加拿大以後，也是北國，也是平原，冬天的風雪更大，仍然是燃起爐火，熄去所有的燈光，躺在地毯上與女兒們講鬼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她們已不再習慣地坐在我腿上，爬在我背上，而那些鬼故事也重複了太多次，不再吸引人！ 加拿大我家的爐火，不是英國的煤氣爐，不是山東的火盆，而是燒柴的大壁爐。最好的木柴是乾了兩年的樺樹，耐久而火細。柳樹和楊樹木料太軟不經燒，松樹、拍樹和

十五歲離家後，我的生命就展開了一段漫長的瓢零歲月：江北、江南、台灣、美國，單槍獨馬，浪子的生活裏連生日都忘記了，哪裏還有年節。 三十二歲結婚，三十三歲有了兩個女兒，生活才安定下來。妻子是美國人，女兒們是在西方的生活方式中長大的，每年的團聚節日只是聖誕和新年，三十多年不再慶祝中國的節日了。 女兒們兩歲到五歲的時候，我在英國的新堡大學教書。我們的居所是四層樓的一座公寓。到了深冬，風從北海吹來，帶著冰，帶著雪，薄薄的窗門擋不住，整個的樓房都搖動著，在這種風雪之夜，我每每與女兒們關掉房中所有的燈，再燃著燒煤氣的火爐，於是我們就躺在地毯上，講鬼故事，直到深夜。 女兒們穿了棉織的冬季睡衣，淺紅的或淡黃的，她們叫「媽媽衣」。有時候，她們裝著被嚇得發抖，因為她們知道，她們越害怕，我就越喜歡講。 我們的影子被爐火映在牆上，映在天花板上，隨著火苗一吐一吐的。有時被投射在牆角裏或沙發後，在客室最

之三 叢林邊一片草坪，草坪上坐著四個人，湯尼、阿玲、妻子和我。我們一邊吃燻魚三明治，一邊放風箏。 湯尼是考古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每週三晚上在一個業餘爵士樂隊彈鋼琴，自己也偶然作曲。最近他出版了一本研究羅馬宮廷服飾的參考書，並得了獎。阿玲是他新婚的妻子，在一家旅行社服務，週六晚就在一家餐館打工，也常去無家青年收容所作義務工。 他們的收入，除去房租伙食外，很少剩餘，他們沒有汽車，每天上班都騎腳踏車。 妻子帶來了一條毯子，也帶來了一籃水果和蔬菜，我們四個人或仰或坐、或躺或臥、邊吃邊談。 我躺著看天，五月的天沒有秋空的藍；五月的雲沒有秋雲的白：五月的樹巔，爭著往上爬，一股子衝勁，沒有秋天的樹巔那樣無慾。 但五月有風箏。 風箏是天空的花，不同形的花，紅的、黃的、綠的。能飛能跳，天空一下子就熱鬧起來了。不遠處，有些孩子們也在放風箏。他們東跑西跑，叫來叫去，草地上也熱鬧起來了

之二 去美國西海岸的一個大城作客，碰巧一位老友吳天舉行慶祝宴，慶祝他兒子剛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就被哈佛大學的財政管理研究所錄取了。我與吳三十多年沒見面了。我們曾在同一個大學讀研究所，我讀生物，他讀航空工程，同一年讀完博士，之後就各奔前程，失去了聯絡。聽說他在一家公司作事，起初幾年並不順利，但他的妻子卻非常能幹，運氣又好，她自己成立了一個房地產買賣公司，1982年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很多公司都虧本倒閉，她的公司卻青雲直上，賺了不少錢。他的家在一個山坡上的住宅區內。這一住區，有圍牆，有大門，大門口還有一位警衛，等閒人是不可以隨便出入的。他家很氣派，有鐵門，有停車場，有噴泉，還有網球場和游泳池。我租來的小汽車和那些停著的名牌車排在一起非常不調和。我自己也好像走錯了地址一樣。預期的老友重見的興奮竟被這種不自在的心情沖淡了。進門時歡迎我的是吳和他妻子，三十年不見，我的頭髮白了，他的頭髮禿了。我們握手，我

五月，在北國是盛春。幾番風雨，沉悶了一個長冬的草和樹，都夾著滾滾的綠浪，萬馬奔騰地來了，綠中有紅，綠肥紅也肥。這種季節是不允許有哀愁的，是不應該談哲學的，五月原是歌的季節。我的五月卻這麼多事，我參加了一個追悼會、一個慶祝宴和一次野餐。彷彿走了一段很長的路。之一貝絲打長途電話來說：高登昨天去世了，他臨死時最後的交代是要她通知他的一些好朋友，下週三晚上去他家，與他妻子一同品嚐他那幾瓶留了三十年的法國紅葡萄酒。高登是我們大學的教授，貝絲是他的秘書。他們兩人都是我的朋友。高登患的是喉癌，發現時已經到了不能治療的階段，醫生只給他三個月的生命。在離開愛城前我還去醫院看他。我們握了握手，我告訴他我要去濱海實驗所看我的學生，也要去一所大學講演，行程只一週，回來後再來看他。一握手成了永訣。相識十五年了。高登和我都是學生物的，在不同的大學教書，相距三千里，九年前他應聘成了我們大學的副校長。從此，在職業上、在行

在藝術的欣賞中我們一塊成長，我們一塊去逛畫廊，若干年來我們也蒐集了不少的畫和雕塑。在多次旅遊中，我們看了不少東方和西方的藝術品。去年在義大利，福相特別鍾情於米開朗基羅的雕塑。他讀了不少關於米氏的書並寫了一篇文章。藝術是我們共同的快樂，他一直鼓勵並幫助我追求畫藝，而且也學會了如何掛好一張畫。我還記得第一次他掛我的一幅畫時，釘子幾乎從畫中央穿出來。他對顏色相當敏感，但對自己的衣著色調卻非常無能。每天早晨他都問我：「這條領帶配得起這件上裝嗎？」每天早晨我都說：「不配，不配。你一定要用領帶來調和上裝、襯衫和褲子的顏色。」他要方便，要快速，又要急著上班，隨便地從領帶架上取下最近的一條，很可能是他昨天用過的。而這一條被領帶針刺得遍體是洞。他仍然喜歡白襪子，一點也不在乎是否與他的褲子和鞋子顏色協調。他寧願舒服，是否合時尚對他並不重要。但是他也喜歡穿得漂亮些，他的衣裳不貴重，但品味頗高，尤其當他採取我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