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灰雁的悲哀與人相仿。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一種不可靠的擬人化說法。的確，人類無法看盡一隻灰雁的靈魂，而牠們也無法把所經歷的一切用語言表達出來；同樣地，一個孩子也做不到這一點。英國發展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1907∼1990）在論及孩子的憂傷（Infant Grief）的著名論文中，以令人信服卻震驚的方式主張孩子可能擁有的極度悲傷；孩子的悲傷甚至可能比成年人來得更深切強烈，因為他們還無法透過理性思考來尋求自我安慰。例如主人外出旅行時，狗也會感到悲傷，牠會覺得自己似乎已經永遠失去了主人。但是主人口中的「我很快就回來了」無法傳達給動物，因此一旦主人不得不長時間與狗兒分離時，就必定會對狗兒造成心理上的傷害，即使心愛的主人終於返家，牠們也不會真正高興起來，又或是要經過數星期後才恢復往日的活潑模樣。在情感上，動物和人類比我們普遍所想的要相像得多。我常向人們以及在每一次演講中談到：「動

聯合國於2000年為2015年所訂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是相當有企圖心的：與水有關的目標是要讓無法穩定取得飲用水、也沒有最基本的衛生設施的人口比例減少一半。事實上，從1990年到2016年，全球共有26億人的用水權利獲得改善。但是還有6億人口沒有最低限度的飲用水可用，12億以上的人口沒有衛生設施。千禧年目標看來訂得不高，但我們經常忽略的是，先進國家花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讓他們的人民都有水可用，而且相較之下，他們的財政資源是很充裕的。後進國家的城市供水系統參差不齊在後進國家，那些「有接管」、也就是家裡無時無刻都享有自來水供應（在大城市的富裕區域可獲得的標準西方設施）的人家，和那些根本沒有自來水可用的人家之間，存在著好幾種階層。條件和前者比較接近的居民固然都有自來水，然而其輸水管道陳舊，而且不管是就水量（經常性的斷水、水壓不足）還是

「鱸鰻」是台灣溪流的鰻魚，被影射華語為非作歹的「流氓」，所以「大尾鱸鰻」指大流氓，也成為電影片名。其實鱸鰻的本名是「蘆鰻」，在台語發音「鱸鰻」與「流氓」也不相同。鱸鰻被比喻惡人，大概與夜行性、大又生猛的掠食習性有關。有趣的是，台語「鱸鰻骨」卻指帶有「鱸鰻性」的人，用來比喻懶惰、整天無所事事的人，因為據說鱸鰻在白天就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現在台灣人對這種溪中大鰻的名字，根據的是《臺日大辭典》使用的漢字「鱸鰻」。戰後，因台語「鱸鰻」與華語「流氓」（ㄌㄧㄡˊ ㄇㄤˊ）諧音，才讓人誤以為台語的「鱸鰻」與「流氓」同音同義。其實，從鱸鰻在清代台灣和福建方志的稱呼「蘆鰻」，才能看出命名的由來。上述文獻提到蘆鰻會吃蘆竹心、蘆芽、蘆筍、蘆茅，指的都是蘆竹的嫩芽。蘆竹並不是竹，而是台灣原生蘆葦屬（Phragmites）植物，分布內陸溪邊。蘆鰻身體有黏液，可暫時離開水裡爬到陸地，除了吃水裡的魚蝦，也吃岸邊的青蛙

工業部門的汲取與消耗水是工業革命不可或缺的要素：水能製造能源，過去人類利用山上的激流推動發電設備，到了20世紀則建蓋了以水力發電為用途的水壩；水也可用來生產蒸氣或冷卻機器設備；最後，水還是眾多化學處理過程中的溶劑。在後進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工業用途的取水量正在快速增長。工業部門是一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用合理價格節省大量用水的部門：在先進國家，工業用水的取水量和消耗量已經降低，而工業產能保持不變。參差不齊的現象在工業部門，水源的取用和消耗之間的關係相當不一。就生產電力而言，水的汲取量很大，但消耗量通常很小：在核能電廠中，唯一被消耗的水，是在冷卻過程中蒸發掉的，不到取水量的5 %。相反的，在造紙業等產業中，消耗的水相對於汲取量卻是很大的，而且若無適當處理，在工廠原地排出的水質非常惡劣。隨著科技的進步，工業的取水量和消耗量是可以降低的，而且排水的水質也可以改善：因此，隨著製造過程的不同，生產某些

取水量與原水量之間的比例，是一個國家水資源壓力的指標。一般而言，取水量超過原水量50 %的國家，在乾旱越演越烈的時候，將會陷入嚴峻的困境。因此，即使這些國家有良好的調節能力，實際上，相對於無常的氣候依然是不堪一擊。三十多年來，民生用水的取水量增加得最快，這不只說明了世界人口的增長，也顯示了都市化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此一現象在後進國家中最為明顯。從汲取到消耗：數量與品質區分汲取與消耗是很重要的。汲取意指從河川流水或是地下水層截取水資源，供應農業、工業和家庭使用。直接用於農作的雨水就不包括在內。部份被汲取的水會回流原地。回流比例可以高達97%，例如核能電廠裡的冷卻用水，至於現代化的灌溉農業下，則只有極少的百分比會回流，因為幾乎所有的水都被植物吸收了。沒有立即重回原地的水（通常是已蒸發、或是包括在產品裡）才會被視為消耗掉的水。所以，只研究消耗量似乎是可行的。不過，有時汲取後又原地排放的水質會變得很

未來兩個主要的挑戰，一是提高灌溉農業的產量，以供應在2050年時可能達到90億的全球人口，另一則是面對後進國家都會地區需求的成長，同時滿足居民提高生活水準的期待。要回應這些挑戰，必須考量可用的水量及其品質，並做到公平的分配。水：每個人都有的權利？水是商品、公共財、集體財產、基本需求：許多理論都嘗試定義水的地位。實際上，雖然我們可以估算出供應自來水和污水處理的費用，或是將濕地的環境服務價值加以量化，水還負有難以估算的、世代繼承的象徵價值。把水當作是維生之物的看法，促使許多國家的憲法（如南非、衣索比亞和厄瓜多）明文保障用水的權利，認為水是全民共有的財產。但是，權利的聲明與實現之間存在著落差。而且，即使落實了（如南非），當今趨勢是除了把水視為人類維生不可或缺的最低要件之外，更視為一項須盡量提高價值的經濟資源。關於水的地位的論戰，其實尚未結束。未來的可能情境好幾個機構都大膽針對2025年的全球趨勢

NPO法人Happy-Road Net理事長 西本由美子訪談身為NPO 法人Happy-Road Net理事長的西本由美子女士，曾與地方的國、高中生共同舉辦多場「未來市鎮構想論壇」和在路邊花圃種樹等活動，目前除了定期舉辦「與全日本高中生對談的青年高峰會」等活動，也擔任「福島濱街道櫻花計畫」的領導人，準備在包含國道6 號線等1F 周遭地區在內的濱通種植2 萬株櫻花樹，希望從福島第一核電廠開始逐步達成重建的目的。在密切投入地方活動的同時，西本女士也積極地與政府單位往來，以下的採訪內容是她對未來重建工作的想法。主角是居民—您府上在廣野町，NPO辦公室也設在楢葉町，這五年來始終看著這個地區的人與風景的變化，我想在這過程中，您時而受邀出席政府的會議，時而與全日本各地認同「福島濱街道櫻花計畫」而造訪的捐款人或義工交流，一路以來面對各式各樣的聲音。一方面來看，目前整體的重建作業逐漸邁入穩定階段；另一方面

寧可辭去東京電力也要向世人傳達的訊息那是2011年夏天的事。當時任職於福島第二核電廠的我，在吸菸區與協力廠商的監督S先生一邊吞雲吐霧，一邊聊著像是「雖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現場已經逐漸變好了吧」等，有關當天作業工程的話題。那是一個儘管嘴巴上不說，但我一邊回想著核電廠事故以來的幾個星期，一邊對於逐漸改變的現場出現一絲希望的夏日回憶。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天在那個兼具休息功能的吸菸區，某位工作人員急急忙忙衝進來對我說的話。「吉川先生，今天可不可以破例暫停作業呢？有人找到S先生的太太了。」當時遭到海嘯波及的設備正處於緊急應變的運轉狀態中，由一名熟知此事的工作人員開口要求暫停作業，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怎麼回事？」我在驚訝中追問道。「之前因為S先生拜託我保密，所以我一直沒說，其實S先生的太太被海嘯捲走了，今天總算找到人，所以拜託您了，請讓S先生去看他的太太吧！」原本一直談笑風生的S先生，臉上露出非常複

暴露情況如何？前文雖已從各種角度檢視1F的工作環境，不過最讓人好奇的還是暴露的情況吧。實際在1F工作的那些人，目前的暴露劑量大約是多少呢？答案只要看【圖一】與【圖二】即一目瞭然。在2015年12月的階段，月平均劑量是0.47毫西弗。這個值大概是什麼程度呢？舉例而言，搭乘飛機從東京前往紐約的暴露劑量大約是0.1毫西弗，所以這個值差不多相當於往返東京與紐約2.5趟的暴露劑量。不過應該有人會想問：「那只是平均值，就算全體平均如此，當中應該也有數值特別高的人吧？」針對這個問題，也有各種形式的資料可以予以答覆。舉例而言，【圖二】是2015年10月到12月，各月出入者的體外暴露劑量分布。首先，分母大約是1萬左右，核對前文提到的「作業員登記」人數即可知，數字確實是一致的。從表格中可知其中約有9000人，即90%左右的人在1毫西弗以下，與平均值0.58毫西弗也具有一致性；其餘則超過1毫西弗，但仍然集中在5

在1F廠區內部工作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言論，但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呢？人數、年齡與年資正確答案是6500人至7000人左右，這是2015年度平日平均每天的工作人數。統計方法為工作時必須配戴的放射線測量用「APD（個人輻射劑量警報器）」的借用人數。雖然出入的人一天可以借用數次，但這個數字已經扣除那些重複計算到的部分。應該也有人會覺得「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嘛」。這個數字經歷過什麼樣的變遷呢？【圖一】中可以看出2013年度以後的變化，2013年度從3000人左右緩緩往上升，2014年度急遽增加至7000人左右，然後才到達2015年度的人數。一開始在廠區內部，由於（1）缺乏大型休息所等休息或開會的空間，（2）許多區域輻射劑量率高，難以長時間工作，再加上（3）在進行大型土木工程之前，必須先以除污、鋪裝、強化設施等環境的準備工作為主，因此相對之下，2013年的工作人數仍受到限制。這種情況在2014年到201

閃擊戰迅速獲得成功後，劃歸德國的波蘭領土又被區分為兩個面積大致相同的部分。西區併入第三帝國成為波森大區（Gau Posen，後改名瓦爾特蘭德大區，Gau Wartheland）以及但澤—西普魯士大區；剩餘的地區則併入兩個既有的省分。這些被「納入」（incorporated）的土地上主要住著波蘭天主教徒或猶太人，並且將德國的邊界外推至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波蘭而「失去」的領土。所有位於這個新膨脹的帝國和與蘇聯的劃分線之間的地方——包括華沙在內，有大約一千萬居民——則命名為波蘭占領區總督府（General Government of the Occupied Polish Areas）。這個殘缺的波蘭完全受德國控制，由納粹律師漢斯．法朗克（Hans Frank）於克拉考（Cracow）這座歷史古堡加以治理。總督府的功能是擔任帝國的勞工與原料來源，也接收德國的「不受歡迎」種族分子。 1939

對抗大自然力量的更多勝利1844年9月，德意志自然科學家與醫學家學會（Association of German Natural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在不來梅舉辦年會，當地分會的主席在歡迎會員時，斷然宣告這是他們的「黃金年代」。 學會的聚會場合從來不缺信心。25年後，物理學家兼生理學家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在開幕演說中告訴觀眾，凝聚他們的是一個信念，那就是科學將「讓自然無理性的力量臣服於人類的道德目標之下」。科學家、老師、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和「國家文化階級」的成員——全都「仰仗我們推動文明的更多進步和對抗大自然力量的更多勝利」。要宣告一個黃金年代的開端，最好的地方莫過於不來梅，這座城邦位於德意志的北海海岸，面對廣大世界。十九世紀中期會有這種無比樂觀的態度，有一個原因是新科技開始在全球散播。當時的人相信，電報在國內能做到的，靠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