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福相

一張平平凡凡的輪椅，一個乾乾瘦瘦的中年殘廢，在強烈的燈光下，在空空洞洞的一個大講台上，是霍金教授（Stephen　Hawking）作他難得一次的公開演講：宇宙的未來。 頭歪著，唇不動，身子也不動，講詞是預先錄音，有些金屬性。 他的頭歪著，唇不動，身子也不動，一個小時，他的講詞是預先錄音的，從廣播器放送出來，不是美國音，不是歐洲音，也不是劍橋大學的BBC音，是電腦「聲音合成器」造出來的聲音，有些金屬性。在兩千五百個聽眾擠滿了的禮堂裏，每個人都靜靜地聽，靜靜地看、靜靜地感覺。 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大震驚，是一種特有的經驗，是一種現象。我的思想隨著他的聲音、隨著他講詞的內容，飛去太空、飛去時間的開始、時間的結束、大爆炸、黑洞、白洞、蚯蚓洞。忽而又回來了，回到輪椅上那個變了形的人，他的身體像個四十五歲的木乃伊，腦袋卻那樣美麗，在天文物理、理論物理界，最聰明的一個腦袋。 他說一般小規模

莫內基金會靠私人資助和訪客的門票收入，掌管著這片田園。 九間房子的壁上都掛著莫內和他友人的油畫及素描，另外還有兩百多幅十九世紀的日本原本版畫。 我是來看花？看畫？還是只為了印象？流連忘返兩個小時，竟忘記了室外的蓮池和花園。 搬到吉維尼時，莫內已四十三歲了，他已成名，是新起的印象派重要畫家之一。 事實上，「印象」是由他十年前的一幅畫「日出──印象」而命名的。那時，他的妻子已去世，他貧困潦倒，帶了兩個幼兒及因破產而出走的朋友的妻子，來到這個離巴黎四十哩的鄉下，租下了這一片田園，這才是他身心的寄託、他的家。在「家」裏，他更成熟，茁長為一代大師。 他重要的系列名作如稻草堆、白楊、教堂和花園，都是到吉維尼之後二十年內完成的。 一八九0年，他再婚，用了妻子的一部分錢，才有能力買下了他心愛的吉維尼，價錢是四千多元美金，這時他已五十二歲了，名滿世界。一百年後，他的一幅睡蓮在紐約拍賣

已近黃昏，池邊的柳蔭漸漸擴大，影子的話只有睡蓮聽得懂，於是，它們合攏了花瓣，慢悠悠的、從容地沉入水中，把夜的光彩讓給了西天的星群。 天剛亮，蓮葉上的露珠是千萬個立體的鏡子，每個鏡子裏，都裝滿了早晨的世界，蓮花們醒了，浮出水面，有嬰兒一樣的微笑，用再生來迎接白天。 這些蓮花，晨與暮的韻律，仍然在莫內(Claude Monet)的池塘裏，仍然是莫內的蓮花，被創造了，被完成了，莫內和蓮花，在巨大的畫布上（Decorations des Myrnpheas），將近一百年，一百年只是永恆的開始。 五年前，在巴黎的奧潤蘭（L'orangerie）畫廊，第一次看到了莫內的大幅睡蓮，寬四十二尺，高六尺半，那麼多看畫人，來自世界各地，各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莫內驕傲，蓮花們更驕傲。 今年再去巴黎，第一件事就是去吉維尼（Giverny）探訪莫內的故居，他的蓮塘、他的花園、他的畫室和他搜集的

「博士」（Doctor）的拉丁文原意是「教員」（Teacher），是教與學的總和，但「學習」的成分更重要。所以哲學博士可以簡單地說是「學過最高知識的人」。不皆是哪一科，不管是哪一行，因為有哲學的連帶關係，這些人就彷彿有了一種共同的使命：（一）是學者，要追求真理，不盲目地接受既有知識，對自己的思想也要懷疑;（二）對自己的本行專業要有既深且廣的知識，要站在前鋒，比過去所有的同行人更新。 在西方文化史上，最初的「博士」學位是榮譽性的，比已有的「碩士」（Magister=Master）更高一些。第一個碩士學位很可能是十二世紀時在義大利的布朗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頒發的﹔哲學博士的稱號則可能是十八世紀末期由德國創立的。所以今日美國的「哲學博士」實在是起源於德國。 美國的醫生（Doctor of Medicine）一般被稱為博士，而大學的教授（有博士學位的人）也被

但什麼是哲學博士呢？ 哲學博士是大學研究生院頒發的最高學位。普通要從學士學位後再讀三到六年，或碩士後三到五年而能完成一篇研究論文再經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考試委員會是由專業教授組成由研究生院院長聘任的。哲學博士在制度上很像中國古時的進士，而學士和碩士則相當於秀才和舉人，雖然兩種制度都經過層層考試，但考試內容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哲學博士的定義要進一步從「哲學」和「博士」分開來探討。 「哲學」在字典上的解釋相當含混不清，大致說來是對真理、智慧、信仰、知識和行為的大原則的追求。但什麼是大原則，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錯與對、什麼是智慧呢？有人說哲學就是思想，譬如說羅丹最有名的雕塑是「沉思者」（Thethinker）後來有人叫「沉思者」為「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每一個哲學家都會對「哲學」有自己的定義，但十個哲學家是絕不會同意同一個定義的。哲學家是要對所有的既訂章法有所懷疑，他們注重

若干年前，在台北師範學院(現師大)讀書的時候，每週一上午都有週會。週會時，全體學生集中在大禮堂，聽名人講演。那時劉真先生是校長，他請了許多名人：高級將領、政府要員和文人學者。劉校長在介紹講演者的時候，常常說到某某先生是美國或英國大學的哲學博士。那時我弄不懂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讀哲學，而師院卻連個哲學系也沒有。我讀了一門哲學概論，教授是一位仙風道骨的人物，白綢衫，白綢褲，稀稀落落的頭髮已花白，他往往遲到早退，上課時搖著紙扇，笑臉常開。我雖然用心聽，卻一點也沒有學到「哲學」。一學期下來，只記得他講的一個故事，故事是抗戰時期，他從大後方的重慶到西北去考察，錯過了宿，只好在郊野裏露營，那一夜遇到了狼群..... 有一次週會劉校長介紹一位農復會的主管，也是哲學博士，而此君卻告訴我們他在美國讀的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怎麼會是哲學？晚上回到宿舍，問我同房間的朋友們，沒有人能回答，唯有楊哲生，他突然跳起來，指著

我自己的名字很土、很俗，但也不願意改，所以總有點不甘心。我女兒們的名字是我起的，若干年前也替一位遠親的小女兒起了一個好名字，自己從練習寫文章後，也前前後後地替自己起了幾個筆名。 我有一個畫家朋友，告訴我她最感滿意的是替自己的版畫命名。 薇薇的出處是名正言順的，詩經中有許多砍柴割草和採菜的章句，都是我喜歡的，因為小時候我也砍過柴、割過草、採過菜。這些工作常常發生在假日，所以有一半是娛樂性的。在山坡、在河邊、在郊野，春假裏少男少女一塊兒去踏青，就這樣產生了那麼多美麗的戀歌。 　　「彼採葛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又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在野菜和野花中，我很喜歡「薇」。薇是一種碗豆，像蔓生的苜宿，花有淺紅、淺藍或黃黃的白﹔葉子和花都可以食用。伯夷、叔齊跑到山上不食周粟就是靠食薇過日子的。我喜歡薇花、薇葉，也喜歡「薇薇」的發音。作

我把剛出版的書《獨飲也風流》寄給了一位有總角之交的朋友，要她先睹為快。她來信不評我的書，反而緊緊地問我第一集「行吟者」中的薇薇和小依是誰，而且要我坦白招供。在我的回信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妳知道從小我就常常自作多情。自作多情的人容易單戀，年紀越大，越了解單戀的好處。單戀時，有相思的喜悅，有相思的痛苦，但沒有被戀的責任，也沒有被戀的包袱，閒著無事，妳也應該試一試的。千萬不要把道德和相戀弄在一起。你知道但丁是一個道德大家，生於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教會掌握著政治、經濟和道德，也掌握著生殺大權。每個人都怕地獄，每個人都很道德，而他卻把神曲獻給了一個他單戀若干年、比他大十幾歲的女人。當時的教皇沒有責備他，反而為他的神曲流了不少淚。一個這樣沒有道德的教皇！一個這樣單戀的但丁！至於我文中的薇薇和小依也許是詩人，也許是電影明星，也許是女皇，也許是科學家，會不會是妳，會不會是我。」過不久，我的朋友又來了信。

我把剛出版的書《獨飲也風流》寄給了一位有總角之交的朋友，要她先睹為快。她來信不評我的書，反而緊緊地問我第一集「行吟者」中的薇薇和小依是誰，而且要我坦白招供。在我的回信中，有一段是這樣的。「妳知道從小我就常常自作多情。自作多情的人容易單戀，年紀越大，越了解單戀的好處。單戀時，有相思的喜悅，有相思的痛苦，但沒有被戀的責任，也沒有被戀的包袱，閒著無事，妳也應該試一試的。千萬不要把道德和相戀弄在一起。你知道但丁是一個道德大家，生於十四世紀的義大利，教會掌握著政治、經濟和道德，也掌握著生殺大權。每個人都怕地獄，每個人都很道德，而他卻把神曲獻給了一個他單戀若干年、比他大十幾歲的女人。當時的教皇沒有責備他，反而為他的神曲流了不少淚。一個這樣沒有道德的教皇！一個這樣單戀的但丁！至於我文中的薇薇和小依也許是詩人，也許是電影明星，也許是女皇，也許是科學家，會不會是妳，會不會是我。」過不久，我的朋友又來了信。她

維多利亞朝代的末年，蕭伯納先生風雲際會，盛名如日中天，又有錢，影響力也大，他成為了歐洲貴族社會中的重要人物，許多宴會蕭氏如果在場，鋒頭就會更健。 貴族社會正遭受著道德的腐爛。許多上流人物自命清高，用虛偽的誇張，掩飾一種世紀末的空虛。表面上大力伸張繁雜的行為教條，特別是貞操，更是比什麼都重要。於是妓女成了最下賤的人。 在一個宴會上，憑著一點酒瘋，蕭伯納開了個有趣的玩笑。她走到一位因反對妓女而有名氣的公爵夫人面前。「夫人，如果我給妳十五萬英鎊，妳可以陪我上床嗎?」這位夫人臉紅了一下，佯裝顧左右而言他，然後低聲地答應了。她忙著談旅館、談時間、談收錢的方式，而蕭氏卻捉弄地微笑了:「夫人，如果我給妳十五英鎊，可以陪我上床嗎?」 公爵夫人大怒。「你這個混蛋，把我看成妓女了嗎?」 蕭氏笑得更厲害。「定名的事已經解決了，我們現在談的只是對價錢的不同意!」 蕭伯納的故事使我想到了靈與肉的問題。故事表面性認同

星期天下午，梅茜來訪。我們坐在客室裏，飲著白蘭地，圍著爐火，把一個大風雪的冬天關在門外。 梅茜是世界有名的版畫家，原籍澳洲。三天前剛從故鄉歸來。她瘦了些，比她四十七歲的年齡也蒼老了些，她像講故事一樣地對我說：「…聖誕節的那一天，我們正在查看禮物，妹妹從澳洲來電話說母親病重要我速歸。好不容易買到機票，行李都來不及整理，我就匆匆離開了。我的老家是澳洲東海岸的一個小城。飛飛停停，三十個小時才到家。 母親患的是腸癌。我怎麼也不相信她已變得那樣瘦小，好像不認識我了。所有的眼淚、所有的詢問，都不能換得她一句回話。 我的父親八十二歲了，疲乏地坐在屋角，一句話也不說。我的大妹是交響樂隊的小提琴手，二妹是服裝設計師，都先我而回家了。我們三人輪流地伴著母親躺在床上，不時地替她用冷水擦擦上臂和面頰。 兩年前母親還來看我，並替我織了條餐桌布。我現在穿的這件毛衣也是她織的。兩年不見，我已經不認識她了。她只剩一副骨骼

《生命》是臺大動物系學生們辦的一份綜合性雜誌，十四是第十四期，發表於一九九0年九月。 因為這一期轉載了我一篇一九八九年的講演稿，一個在中研院的朋友就寄給了我作為紀念。 拆開信封，我立刻被《生命》的封面吸引了。這是畢卡索的圭爾尼卡的一部分，是一幅近百年來的名畫。十二呎高，二十六呎寬，全部用黑白和灰色的油料：臨刑的馬的嘶鳴，剛剛死去的士兵緊緊地握著劍，哭喊的母親抱著斷了氣的嬰兒，無屍的頭顱懸在黑暗中，在兩個被嚇破了膽的人影裏。而這一切都被踐踏在一頭毫無理性的怪物之蹄下，這個怪物彷彿在自鳴得意。這幅畫是紀念西班牙的一個小鎮，在內戰時被德軍轟炸得慘痛，畢卡索用他天才的畫筆，對戰爭的無情和獨裁的恐怖作了控訴，對他的祖國西班牙，作了愛的宣言。 第一次在畫冊上看到這幅畫的時候我就喜歡，我就同情，我就了解。我也生長於戰亂，我也痛恨殘酷和恐怖，我對這幅晝的感情超出純藝術性的欣賞。 《生命》的編者說：「我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