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沒有『社區防災』的概念，所以我們才想開始做這些。」開啟韓國許多民間救災訓練先例的金東勳（김동훈）直言。
台灣幾乎年年飽受颱風、地震侵襲，村里就是防災的第一線。韓國極少發生大地震，颱風到達韓國時規模已減小，因此大規模災情發生時，人們習慣仰賴政府救災。《環境資訊中心》走訪韓國，發現近年民眾的防災意識形態逐漸改變，並逐步發展以弱勢者、社福為重點的防災體系。
從社福體系建構的民間防災
金東勳是國際救援NGO「The Promise」（承諾，暫譯）常務理事、災害安全教育企業「韓國生命線」（라이프라인 코리아）代表。他在韓國開啟了許多「第一」，例如第一次針對身心障礙人士的災害庇護所、第一次的防災志工培訓、第一個防災運動會、第一個災害社福協助小組等。
金東勳參與超過20國的救災行動，為了建構有系統的社區防災，他從災害頻繁的江原道做起，找來當地的社會服務業（負責派遣照護員的單位）、社會福利師協會、社會福利協議會合作。再透過他們找到願意加入防災訓練的社福機構，培訓出民間體系的救災人員──DWAT（災害社福協助小組，Disaster Welfare Assistance Team）。
DWAT以「道」為單位，若江原道發生災害，當地的DWAT團隊就會出動。這只是起點，金東勳下一個目標是大邱與慶尚南道，最終希望韓國每個行政區都有DWAT團隊，彼此相互支援，形成全國性的支援網絡。
不讓弱勢者更弱勢
一般的救災體系裡，受災害影響的人都是「災民」，接受相同的救助。金東勳身為韓國僅有的兩位「災難社會福利師」之一，他特別關注弱勢者在災難現場的處境。
他說，災民裡有身心障礙者、老人、小孩、孕婦、病人等各種人，若救災時沒有照顧到他們不同的需求，弱勢者會在災害中變得更弱勢。也因此，他辦理了韓國第一個對身心障礙人士設計的防災演練。
The Promise在濟州島開設的志工訓練課程，讓志工分別扮演救災人員與災民。災民的角色由任務卡決定，拿到「一直發脾氣的老人」就要一直生氣、扮演「失智老人」要滿場亂走、「跟媽媽走散的八歲小孩」則到處哭鬧找媽媽。擔任「救援人員」的沒有劇本，要臨場應對，從實戰中培養應變能力。
他也讓DWAT與曾發生森林大火的村莊民眾對談。培訓過程中，20戶家庭參與並講述了他們的故事，讓救災者了解實際災害的情況，感同身受之餘，也讓救災行動更符合現實。
他解釋，發生災害時，韓國人會挽起袖子相互幫忙，但社區裡並沒有系統性的防災訓練。一旦發生大災害，民眾大多是求助119。政府雖然也在村里開過消防知識與急救課程，但這些只能算教育推廣，「那樣做並不能讓村子真正變安全」。
防災資本就在鄰里
延世大學都市規劃與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秋美進（추미진）認為，社區參與、居民間的互動、連結、信任感等都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越高，社區的應變能力就更強，有助減少災情。
他指出，過往韓國社會的鄰里關係十分緊密，然而，隨著單身住戶增加，傳統老社區縮減，鄰里間的聯繫變得鬆散，社會資本也明顯下降。這時，「公民參與與投入程度」變得更顯重要。
金東勳指出，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與2019年的新冠疫情是韓國社區防災思維的重大轉捩點。兩場事件的社會衝擊太大了，民眾親身經歷後開始思考，「我們是不是該自己也做點什麼？」
延世大學都市規劃與工程學系教授尹東根（윤동근）說道，首爾市如今有「社區巡守隊」（시민 안전 파수꾼），可在災害發生時發揮互助的力量，也有愈來愈多志工組織、自主防災團和非營利組織加入防災網絡。
然而，社區人口流失與高齡化趨勢，對建構社區的自主防災能力是一大挑戰。尹東根建議，藉由智慧城市來建置相關的平台或系統，或許有助解決未來高齡與弱勢社區防災的困難。
他也提醒，考量到洪水、颱風發生時，相鄰城市地區可能會同時遇災。因此，與遠方、資源充足的城市締結姊妹市或合作關係也非常關鍵。
《環境資訊中心》走訪台韓的防災經驗，看見真實版寄生上流的困境。繼續閱讀：【逃離半地下國】
參考資料
※本系列報導特別感謝章淑婷、鄒燕貞協助翻譯；施欣儀協助審校。
※編註：本專題報導不適用創用CC授權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