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人士針對柬埔寨至東南亞地區一場正被忽視的生態危機拉響警報。

「我們每天晚上都會設置陷阱。然後,我們就睡在旁邊,有時睡在吊床上,有時就睡在地裡,」柬埔寨中部磅清揚省(Kampong Chhnang),化名桑南(Samnang)的農民說道。
桑南所在的村莊幾乎所有男性都會捕鳥。他們在水田旁架起長達50公尺的細網,並透過攜帶式揚聲器播放鳥叫聲來誘鳥。
「多的時候,一晚就可以抓到十來隻鳥。」
然後,這些捕獲的鳥就作為野味在路邊攤或附近市場出售。
桑南說,在鳥類聚集的洞里薩河(Tonle Sap River)一帶,捕鳥人一晚甚至可以捕獲50、60隻鳥。


東南亞的野生動物套索危機(snaring crisis )備受矚目。保護區的森林裡佈設著成千上萬個簡單但致命的套索裝置,被捕獲的野生動物最終流向野味市場。然而,獵鳥活動卻大多被忽略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獵鳥活動遠不止發生在森林和保護區,也廣泛存在於農田和濕地。
「空林症候群」("Empty forest" syndrome)已經得到充分證實——那些表面上鬱鬱蔥蔥、完好無損的森林,實際上已因盜獵而失去了大部分野生動物。環保人士警告,如果不採取行動,這種情況可能會蔓延至濕地和農田。
猖獗的野味交易
《對話地球》記者在柬埔寨六個省份發現了12處公開販售野生鳥類的地方。
在記者造訪的幾乎每個市場,包括首都金邊(Phnom Penh)在內,都能輕易找到賣鳥的商販。在各省省會到金邊的國道沿線,路邊攤位擺放著已經去毛或燒熟的各色野禽:成捆出售的小織雀,斑鳩、樹鴨、秧雞、紫水雞、鷺,甚至還有體型較大的鉗嘴鸛。
柬埔寨西北部城市馬德望(Battambang)城外一處規模較大的市場裡,公然販售鳥肉的攤位多達六、七家。有些商販還在冰櫃裡藏了不少「存貨」。像桑南這樣的獵鳥人,除了供應路邊攤,也為中間商和城裡顧客供貨。「有定期從金邊來買鳥的老客戶。我們也會派車送貨到府。」他說。


生態保護非政府組織、國際鳥盟合作機構柬埔寨自然生命(NatureLife Cambodia)首席執行官布.沃薩(Bou Vorsak)表示,人們之所以吃野鳥是因為想要吃得更「天然」,他們認為野鳥肉比人工養殖的更美味、更健康,更讓人活力充沛。
沃薩表示,儘管當局多次開展執法和宣傳教育活動,但「人們仍然會停車在路邊購買野味,(或者)專程去餐廳吃野味。」
鳥類族群危機
獵捕和農業活動是全球鳥類、哺乳類和兩棲類面臨的兩大威脅。柬埔寨國家鳥類名錄認定,獵捕是該國鳥類面臨的「最嚴重、最普遍的單一威脅」。
儘管人們一直將南亞鴇(Bengal florican)、勺嘴鷸(spoon-billed sandpiper)和黃胸鵐(yellow-breasted bunting)等珍稀瀕危物種種群衰退與獵捕活動相聯繫,而如今,環保人士也開始對普通鳥類的處境表示日益擔憂。

楊鼎立認為,獵鳥活動「在整個東南亞地區都有所增加,但在特定的保護區內有所減少。」他解釋說,問題在於保護區過度集中於森林地帶,以及少數與瀕危物種相關的濕地。然而,那些依賴稻田、鹽田和河漫灘生存的鳥類,卻往往被以保護區為基礎的生態保護計畫(site-based conservation)所忽略。

執法挑戰
地方主管機關在打擊野生動物犯罪方面本應發揮關鍵作用,但生態保護主義者認為,柬埔寨全國各地的執法工作零散薄弱。沃薩表示,社區委員會和地方官員需要認識到自身在遏制非法捕鳥活動中的責任。
儘管未經許可販賣野生動物屬於違法行為,但盜獵和交易活動仍屢禁不止。大多數地方執法機構既缺乏資源,往往也缺乏意願介入。盜獵野生動物被視為輕微違法,而村長和保全通常也不願檢舉或逮捕同鄉獵戶。
桑南說:「他們( 村鎮警察)並不管我們在自己村裡捕鳥,但如果我們去其他地方捕鳥,被抓住就要交錢。」賄賂金從3萬到5萬柬埔寨瑞爾(約合7.5美元到12.5美元)不等,捕鳥工具有時也會被沒收。

過去20年間,執法機構從市場和路邊攤位查獲大量鳥類及其他野生動物,使得公開交易有所收斂。柬埔寨中南部磅湛省(Kampong Cham)的巴泰縣(Batheay)是該國最臭名昭著的鳥類交易黑市之一。十多年來,有關部門定期對此處進行整頓,而這些行動通常由媒體報導驅動。
「他們沒有抓人,只是警告我們不准再賣了,」這位攤主說。她的攤位上整齊排列著各式魚乾,她坦言這些乾貨銷量遠比野味好,儘管她也承認偶爾還是會為家人購買一些鳥肉。 「那些獵鳥的人照樣在打野味。」她補充說。
馬路對面,另一個商販正在販售秧雞和樹鴨。她為村裡給她供貨的獵戶辯解道:「這些人窮困潦倒,連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屋頂都是用樹葉搭的,一下雨就漏水。只有靠捕獵換點錢,他們才能買米糊口。」
為了生存而打獵
「貧窮是促使人們捕獵的主要原因之一。」柬埔寨自然生命的沃薩證實。
湄公河三角洲下游的波雷羅寶湖(Boeung Prek Lapouv)正申報加入《拉姆薩爾公約》國際重要濕地(Ramsar site)名錄。沃薩表示,當地人曾告訴他:「我知道這裡是保護區,我不應該非法捕獵或捕魚。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需要養家糊口。」
護林員會對經濟困難的違法者採取「書面承諾制」(written agreement system),即要求其簽署保證書,承諾不再觸犯野生動物保護法。沃薩指出,由於再犯率很高,這項制度實際效果有限。但他解釋說,面對生計本就艱難的家庭,護林員往往會網開一面,不願採取更嚴厲的處罰措施。

然而,柬埔寨野生生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Cambodia)的保育影響技術顧問埃米爾.德朗厄(Emiel De Lange)表示,多數被獵殺的野生動物都是為了家庭自食而非出售。「相比民眾實際消費量,市場上流通的野味不過冰山一角。」
尋求解決之道
一位要求匿名的柬埔寨野生動物貿易研究專家透露,儘管現行法律對鳥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但與哺乳動物相比,鳥類受到的執法監管明顯不足。這位專家表示,制定專門的鳥類保護法有助於彌補這一缺口,避免獵鳥行為被輕視或忽略。

該地區的護鳥人士也希望加強獵具管制,這些工具在當地市場和網路平台仍可輕易取得。中國相關部門已經禁售霧網等捕獵工具。隨著實體通路管控收緊、交易轉向線上,各網路平台也加大了清查力度,下架捕獵工具,並在用戶搜尋時彈出警示訊息。
沃薩表示,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區執法固然重要,但若想真正見效,政府還必須努力改善民生。
德朗厄對此表示贊同。他說:「將( 捕獵)行為定罪……實則是讓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買單。」
德朗厄強調,這種現金補助並非萬能良藥,而只是更廣泛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還需要結合教育、宣傳乃至社會營銷等多種手段,來改變人們食用野味的觀念。

世界自然基金會野生動物與野生動物犯罪問題前區域負責人K.約加南德(K. Yoganand)表示,柬埔寨的未來不僅取決於政策,還取決於政治精英是否支持生態保護,更關鍵的是,經濟發展成果能否實現更均衡的分配。
「從經濟角度看,柬埔寨會取得發展,但問題在於財富分配,是會集中於少數精英階層,還是會實現全民共享?我認為,這將決定國家未來的發展路徑。」
參考資料
※尼赫魯.普萊(NehruPry)和傑西.李(JessieLi)為此文進行了補充報導。
※透明國際柬埔寨分部(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Cambodia)也為本文提供了支持。
※本文轉載自《對話地球》,原文標題〈為何柬埔寨「打鳥」屢禁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