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談到疾病，能想像的，多半是生理上的痛苦，看了福島罹患甲狀腺癌兒童自述的影片才感受到，那還糾葛著生活、人生，與社會的眼光。
〈報導 STATION 福島甲狀腺癌特集〉片段（一分半鐘）；罹患甲狀腺癌的福島女高中生，述說手術後的不適，以及傷疤對她生活的影響。
對於福島核災災民而言，〈311甲狀腺癌家屬會〉有著怎樣的關鍵意義，其代表人、律師河合弘之解釋道：「311核災後，出現確實殘酷的、大規模的被害狀況，有一萬名以上的當事人，透過ADR（訴訟外紛爭解決手段）、官司，要求損害賠償與撫恤金：而求償成敗的核心，在於小兒甲狀腺癌症、白血病等輻射疾病。」然而，由於政府認為，目前發生的小兒甲狀腺癌症，很難歸因於核輻射，讓求償失去基礎。
「對於受害者的救濟，和核輻射有無因果關係，是最重要的爭點，而現在，之所以難以釐清，在於患者們被各個分隔，彼此沒見過面，自然無法團結，為何被分隔呢？因為在治療的過程裡，資訊有限，缺乏其他見解，種種在現代醫療裡應有的權益，遭到完全的否定。」因為個人隱私的理由，記者無法追問政府進一步的病情，患者之間也缺乏認識彼此的機會。
在家屬會成員的就診經驗裡，有人問是否和核災有關時，醫生馬上就回答：「沒有。」（比政府態度還要絕對），有人到外地求診，醫生一旦知道患者來自福島，隨即回應：「請和福島醫大（官方負責檢查小兒甲狀腺癌的單位）洽詢。」得不到其他意見。或者像牛山元美醫師提及：「雖然有人以為『甲狀腺癌發展很慢，不容易有致命的惡性腫瘤。』事實上，那是指成年女性的病情。」得到錯誤的資訊。
公害訴訟時的舉證責任
相反的，要說『這個小孩的甲狀腺癌是別的理由所造成。』，並且能夠好好提出證據，那就該另當別論。比如說一個孩子在做放射腺檢查時，不慎大量被曝，醫療疏失因而得到甲狀腺癌。要是沒有辦法像這樣充分證明，只要符合我所說的三個條件（輻射沒有安全劑量、核災放出大量輻射、災民罹患甲狀腺癌），就應該認定為與核電廠事件的放射性物質有因果關係。
畢竟，要證明福島核電廠所放射出來的放射性物質，如何附著在孩子身上，又如何流到甲狀腺，在那裡造成癌症，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為無法做出這種不可能的論證，就用「難以認為」這種字眼去否定可能性，在法律上也是錯的。
在法律上，所謂因果關係，是聲明被害的一方（原告）有舉證責任，但在像本案這樣的公害訴訟場合，舉證責任是逆轉的，當剛剛講的三個條件（輻射沒有安全劑量、核災放出大量輻射、災民罹患甲狀腺癌）都齊備時，舉證責任就顛倒過來了。要否定的一方，需就例外的事實提出舉證。我想強調的是，不把判斷標準改成這樣的話，被害者將完全無法得到救助。
還有一點，在這裡（脖子）有很大的手術的傷痕。不只如此，還有女孩子的傷痕一路跑到這兒（見上圖）。換做交通事故，給女性留下顯著醜狀的話，後續傷害撫卹金，就要好幾百萬日圓，甚至還有更貴的。但是，現在沒有一個留下傷疤的孩子獲得賠償，就算去求償、去用訴訟外求償手段（ADR）要求理賠，東京電力大概也會說：『不行喔，專家認為，難以認為（和核能災變）有因果關係啊。』可是啊，我們可以允許這種事發生嗎？」
未出現症狀也不代表無傷害
河合弘之的見解並非特例，從台灣幾件公害訴訟的判決裡，便可發現相近的說法。以輻射屋的判決而言，律師洪嘉呈寫道：「在輻射受害事件中，欲以自然科學方法闡明事實性因果關係甚為困難，對於缺乏科學知識之一般人而言，要求因果關係之舉證，殆屬不可能，此於一般公害事件亦然。」
「（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重上國字第1號民事判決認為）不論是學者教授或研究機構，均認為就目前已知之證據，已顯示輻射暴露對人體之機率效應並無最低安全劑量問題，只要受到輻射暴露即有可能引起機率效應，即對人體健康有影響。」
「而美國毒物侵權行為訴訟更有採『增加罹病危險』之標準以證明損害，換言之，僅須證明被告之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的確定性』（rea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即可，無需進一步證明被告行為造成原告目前損害。」（以上引言見〈淺談公害糾紛之因果關係〉）
在RCA公害事件裡也是如此，「（機率效率理論，係指暴露於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所認Group 1：）確定人類致癌物質，並無最小之安全數值，隨著暴露劑量增高，罹患癌症或重大疾病之機率也隨之增加。」（編按：核災裡，的放射性碘131也屬於IARC所認Group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