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能源轉型研究者班傑明‧索法庫（Benjamin K. Sovacool）於9月底訪台，進行三場演講。其中9月30日在台大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場次，題目為「能源轉型的跨領域社會科學挑戰」，吸引眾多師生與各界人士到場。
索法庫為現任美國波士頓大學地球與環境系教授，同時是該校永續研究所創始所長。他也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第七次評估報告（AR7）的協調主筆作者（coordinating lead author），在能源轉型領域中具有國際影響力。索法庫的研究聚焦於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大型基礎建設的政治，以及如何以公共政策提升能源安全。
我們該如何定義能源轉型？
索法庫開場即提到，「能源轉型」是許多領域都在使用的詞，但每個人的用法不同。他引用一個研究說法：「若找20位學者來定義能源轉型，會得到一百種定義。」
從他的研究發現可以得知，多數文獻用到「能源轉型」這個詞時，指的是「能源來源的轉換」，例如從煤換成天然氣，或換成風電等；也有文章談的是「使用端的改變」，即設備與使用方式的變化，例如智慧家庭與數位化；另一類則是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改變，例如電業自由化，或古巴在1990年蘇聯解體後被迫發生的能源轉型。因此他特別提醒研究者與讀者，能源轉型相關的理論高達96種以上，當我們閱讀與使用它時，必須先掌握話語的定義並且綜合考量。
能源轉型好難？ 回看歷史中的能源轉型速度
關於轉型時間的長短，索法庫也發現，其實各國對於「轉型完成」的門檻不大一樣。有些地方轉型的時間特別短，例如中國太陽能熱水器，或者丹麥、芬蘭與英國改用天然氣，也只花18到35年。所以他說：「我們開始對『轉型必然漫長』這個說法打上問號。
能源轉型到底算快還是慢呢？索法庫舉蒸汽機的發展歷史為例，世界上的能源轉型可能是「過去與未來都漫長的過程」，歐洲花了近一世紀才達到擴大煤炭作為動力來源的使用；而我們現在熟悉的石油、天然氣與電力，也各花了數十年才有現在的普及量。他自嘲：「這些轉型花的時間，都比我活到現在還長」。
過去的轉型多半是意外與被動的結果，來自戰爭、危機或資源發現，但到了近代，人類可以主動規劃，國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多元的政策工具——例如補貼與排放禁令——都加快轉型的速度。
在問答環節中，有聽眾以中國的快速轉型詢問索法庫，威權與民主制度何者更有利？索法庫說，中國的成就確實引人關注，他在2004年初訪中國時看見空污嚴重，去年再訪時已是藍天，且隨處可見電動車。他觀察到，中國雖是威權體制推動，執行方式和控制權卻也會交給地方政府。另一方面，民主國家推行轉型的速度則不一。他說，這是個令人不安、卻值得深思的問題。
能源轉型跨領域的重要性
索法庫也非常注重能源轉型的跨領域研究。他提到，能源與生活型態緊密相連。一個家庭怎麼用能源，取決於個性、態度、收入、教育程度、住所與設備，還有日常習慣等，要理解家戶能源的使用，必須同時懂政策、環境、行為、慣習以及人口、政治立場、經濟與教育，需要各方研究的討論。
另一個是例子是各國都在討論的運具轉型。他說，新技術如電動車、太陽能需要和既有體制競爭，像是汽車或機車，還受戰爭、經濟趨勢影響。如果沒有政策支持，許多轉型會胎死腹中。
在能源轉型下避免不公 尊重多樣性的社會
主持人之一的台大社會系教授劉仲恩問及，我們該如何才能避免能源轉型加劇分配不正義？索法庫說，能源轉型的公平與否取決於政策設計，應讓原住民、女性、行動者等一起參與政策制定。
現場有觀眾提問，「您認為AI會在能源轉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索法庫回答：AI可能只是一項過度炒作的技術。他預期AI之後可能出現一段「幻滅的低谷」時期。他也指出，AI與其他科技產品的不同，在於它深深嵌入各種產品之中。而這會影響民生用電與用水的需求，許多資料中心位於缺水地區，恐引發與民生用水競爭。
索法庫提及，他訪問過許多能源專家，大家提出的解方包括外部定價（如碳價或碳費）、再生能源誘因等方向。但他強調，政策的成效仍取決於當地的文化，既使是同一套政策，有的國家可以達標，有的國家則完全失敗。
索法庫提出，研究者需要多納入亞太、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區的視角，他稱為「非WEIRD」的視角。「WEIRD」指的是西方（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這類人口不到全球的12%，卻占了約96%的研究樣本。
他在演講的最後提醒，過去的快速轉型常由戰爭、饑荒、石油危機等負面事件驅動，期盼未來的能源轉型能由我們主動出擊：「過去不必是未來的序幕。歷史可以給我們啟發，但不必然預測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