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農業生產的氣候韌性背後，要討論的不只是氣候變遷本身，還要考慮長期存在於農村、農業中的現實生計問題。
老洪覺得最近兩年天氣很怪。
他住在四川東部的鄉村裡，以種水稻等農作物為生。 按照中國農諺「穀雨插秧」，他一般在4月插秧，但去（2025）年，他直到端午節才能行動。 這是因為那年村裡經歷了春旱，有效降水屈指可數，但堰塘裡需要大量水來浸泡土壤，插秧才能順利。老洪說，去年已經不算極端，因為前（2024）年春天他連秧苗都沒能栽下去。
除了春旱，高溫熱浪讓他在田間的勞作更加辛苦。6月下旬，我見到老洪那天，村裡難得下了場大雨，持續一週多的高溫從39°C降至29°C。雨還沒停，趁著降溫，老洪就趕緊換上雨靴，去田地搶種紅薯。
一直以來，中國農民主要依據傳統「24節氣」來安排露天的農事活動。但在氣候變遷影響下，不僅節氣時間偏移，物候期產生變化，極端天氣也增加，擾亂節氣規律，農民憑藉過往經驗已難以應對。
為了適應這些變化，中國的治理角度也正做出積極改變，但農戶和專家都表示，上層政策設計與基層執行之間存在資訊差。為提升農業生產的氣候韌性，還需要討論農業中的現實生計問題。
政策積極，生產者被動
政府很早意識到氣候變遷的風險。1994年，國家首次提出適應氣候變遷的概念後，從2010年開始先後推出三版專門針對氣候變遷的適應戰略檔。2022年，中國發佈了《國家適應氣候變遷戰略2035》，進一步明確應從應對災害被動適應轉向主動提高氣候韌性。
落到農業上，即依據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生態關係改變來進行防治，並加強對土壤的保護；在技術上提升氣候適應性建設，例如選育抗旱、抗高溫的品種；重點研究能夠適應高溫乾旱、旱澇急轉和極端低溫等狀況的耐腐蝕性水利建築新材料等。
2016年，中國針對城市發佈了專項的《城市應對氣候變遷行動方案》，但至今，尚無農村專項氣候適應方案出爐，只是散落於各部門政策中。關注中國農業的媒體《食通社》在一份報告中提到，涉農部門在制定策略時已經開始將氣候適應納入政策制定的考量，「雖未冠以『氣候變遷』之名」。
農民老洪並不理解這些國家政策動態，他只意識到天氣正在變化，必須做出改變。去年春天經歷旱災時，他將家裡2畝稻田改成大豆。 今年，他更是提前通過當地公益組織拿到旱稻品種，在自家一小塊田裡進行旱稻種植。
但並不是每個農戶都像老洪一樣有對策。對比積極轉變中的政策，個體生產者們面對極端的天氣顯得被動。
在綠色和平一份研究農業和氣候變遷適應的報告《節氣的時差》中，來自中國陝西、重慶和河北的小農們也正在經歷節氣和物候的變化。但當河北的小農被問及如何應對更熱、更旱的天氣時，他們的回應大多是「靠天收」。 對他們來說，「不管」或許是最無奈也是投入最小的應對。
這種落差背後，除了有專項政策的缺失與分散，還有基層執行與政策之間的資訊差。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一份研究顯示，基層地方政府對氣候變遷適應工作及其重要性的認知水準，以及制定氣候變遷適應政策的能力「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即使有很強的政治意願，但缺乏抓手，在資源匹配上缺乏正確的方法論指導而導致政策實施困難。」
這也符合筆者的觀察，在地方基層組織與社會組織合作推廣氣候適應的農業技術時，吸引政府合作的動力更多是「保證糧食生產」，而非「氣候適應」。
兩種適應策略各有無奈
農業生產者氣候適應方式，跟農村的工作力結構和生計模式有關。
隨著農村工作力老齡化，村莊裡多為老年農戶。當極端災害發生，老農戶信息相對滯後，很難及時應對。另外，留守小村的老農大多維持較小規模的生產，農業被視作一種副業。 其家庭收入的結構除農業收益外，還包括了其他家庭成員外出務工的收入。
正是這種兼業特徵，讓小農在面臨極端天氣打擊時，可以通過別的家庭收入來源應對，另一方面藉助減少種植面積來止損。參與《節氣的時差》報告寫作的中國農業大學劉娟副教授將這一現象描述為「收縮性應對」，農戶通過減少為市場生產，來應對氣候風險。
與之相對應的是「擴張性應對」，這類生產者往往是規模更大的合作社或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他們的生產不同於小農的兼業狀態，更多時候作為一個職業農民為市場生產，所種植的作物也多是果、蔬類經濟作物。
這類生產主體，在收益、規模上比小農體量大，受災後規模化農場也容易獲得來自地方政府的補貼或投保支援。
規模化生產主體往往通過升級農業設施，如投建暖棚、防雹網等來應對極端冷害，通過安裝滴灌系統、水肥一體化設施，來應對更乾旱的氣候等。但這些設施投入成本高昂，高的多達數百萬。
劉娟認為，較大的生產主體在面對極端天氣時，韌性反而比小農更差。對於這類生產主體而言，更大的規模意味著更高的農資、人力成本。而且投入成本高，意味著生產者需要獲利率更高的商業模型和作物選擇。 「（當氣象災害來臨時）他們受到的衝擊更大。」 劉娟說。
劉娟在河北走訪的一個綜合性生態園正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境地。該生態園除種植業務外，也有開發文化旅遊專案。過去四年生態園接連遭遇氣象災害，2021年和2023年的夏季遭遇暴雨洪災 ，緊接著又在2023年冬季遭遇暴雪、凍害，2025年夏天又遭遇洪災，導致園內大棚、道路橋樑、滑雪道等基礎設施被衝垮、生態被破壞。
「災後重建的資金流向是有優先序的。」 劉娟走訪的生態園被沖斷的道路，在修繕階段經歷了較長的周期，因為生態園所在的區域，並不在當地政府災後重建的最優先順序上。
農業保險的困境
作為一種氣候適應的金融手段，農業保險在中國的推進也困難重重。儘管 2021年中國財政部印發的通知，以及2022年的《國家適應氣候變遷戰略2035》裡也提到推廣天氣指數保險、探索農業巨災保險機制等措施，但目前的探索都處於早期階段。
具體而言，不同地區的農業保險能夠投保的作物類型、賠付條件還各有差異。以陝西某蘋果合作社為例，他們雖然按照標準繳保費，但如果實際受災面積沒有達到特定規模，就很難獲得理賠。在河北的生態園也曾購買政策性農業保險，但在需要時發現，其設施損毀的損失並不在理賠範圍內。
目前，農業保險的理賠範圍相對局限，難以量化成本，如人力土地成本沒有計算在內。例如，《中央財政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管理辦法》中提到關於種植業保險標的的保險原則，只覆蓋作物生長期內的農資投入品，如種子、化肥等。
此外，由於氣候變遷本身的高風險、高損失和高度不確定性，這導致商業保險公司針對農業設計險種時，面臨著層層困難。
「不能因為一次理賠，公司就沒了吧。」 劉娟認為，這類險種的設計不僅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援，更應該考慮將更多利益方納入考慮範圍。 「當我們談保險時，不能只談保險本身，我們需要討論一個基礎問題——哪些組織或主體應該參與進來承擔責任。」
不能讓農民承擔全部風險
無論現有氣候適應手段的不足，還是農業保險遭遇的挑戰，都反映了中國農村複雜現狀：農民脆弱性高，產業利潤低，工作力老齡化、公共基礎設施缺乏維護。
要做出合理的決策，目前還需要數據和合理的利益分配，不然風險都會落到農民身上。
劉娟在研究美國的農業基礎資訊時注意到，調查人員早期會挨家挨戶收集農戶具體的資訊，包括土地情況、種養殖資訊、生產情況等。 基於這些細分的基礎數據，再進行分類普查，例如基於不同的土地類型進行肥力調研等。 基於這些數據制定政策。
劉娟認為，農業風險的承擔主體應當擴大。 相比其他產業而言，農業的利潤相對較低，一些碳排量大、生產經營過程中對氣候影響大並且高利潤的組織或企業，應當參與到農業保險的賠付中來。 未來可以通過碳稅，或者從企業ESG預算中劃撥資金來賠付災害造成的農業損失。
此外，中國農村還普遍存在著勞動力老齡化、公共基礎設施缺乏維護等問題。 「這些因素決定了僅從農業的視角下，很難有真正提升氣候韌性整體落地方案。」 劉娟說。 她認為，在未來，既需要考慮協同更多社會組織、資源的參與，還需要結合科學研究和政策內容，提出一個共識性的行動宣導或框架目錄。 「讓大家的行動往能往同一方向努力，而不是南轅北轍。」 她說。